1957年，章士钊劝共产党勿学宋太祖杀功臣，毛主席回应：他没有恶意

• 2026-09-16

1970年，章士钊的《柳文指要》迟迟不能出版。出版社提出要按当时的理论要求修改，老人没有接受，转而写信给毛泽东，说明自己研究柳宗元文章，目的在于训诂、辨析和考证，并非借古人文章作政治文章。 这封信背后，牵连着章士钊一生的性格：敢说话，也懂分寸；有自己的判断，却不轻易把私人意见变成政治对抗。毛泽东批示，对章士钊这样的党外老年学者，著作不必强行改动。后来，这部书终于在1971年出版。 有意思的是，14年前的那场风波，已经说明毛泽东为什么愿意替他承担压力。 1957年，人民政协的一次座谈会上，章士钊谈到整顿和批评问题。他没有直接点名，而是讲起宋太祖赵匡胤。宋朝建立后，功臣是否会被清算？章士钊借此提醒，共产党不能重蹈“得天下便杀功臣”的旧路。 他还用了一个很朴素的比喻：一筐水果里有坏果子，应该挑出来，不能因为其中几个坏了，就把整筐水果一齐倒掉。 话说得并不激烈，分量却不轻。那时，反右派斗争正在展开，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因提出意见而受到审查。章士钊的比喻，很快被一些人理解为对现实做法的批评。 会后，议论渐多。章士钊察觉气氛变化，连夜写信给毛泽东，解释自己并无恶意，只是担心历史上的老问题再次出现。他没有为自己争辩太多，只把本意讲清楚。 毛泽东看过信后，向有关方面表示，章士钊没有恶意，用意是好的，是自己的老师和师长，不要再批评他。事情由此没有继续扩大，章士钊也没有被划为右派，仍从事文史方面的工作。 这份维护，并不只是因为一句“老师”。 早在1920年，毛泽东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筹款时，章士钊曾给予帮助。两人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，人生道路也有很大差别，但章士钊在关键处没有借机打击共产党人。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及这段交往，认为章士钊对革命事业有过帮助。 章士钊并非一开始就是新政权的拥护者。他早年以文章闻名，1903年参与《苏报》笔政，因批评清政府卷入“苏报案”。案件之后，他继续参加反清活动，后来留学日本、英国，研习法律、政治和逻辑学，还把西方逻辑知识介绍到国内。 辛亥革命后，他活跃于政界和报界，曾参与反袁、护国等政治活动，也在北京大学任教、任图书馆长。后来担任过政府职务，主持过学校，做过律师。1933年，他还曾为陈独秀辩护。这样的人，既有旧式士大夫的学养，也有近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章士钊参加国共和谈。1949年，他作为和谈代表到北平，谈判破裂后没有立即离开，后来才转赴香港。同年，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担任政协委员、常委以及法制方面的职务，并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。 1956年，他还曾受托向蒋介石转达有关国共合作的意见。次年赴香港，与国民党方面人士接触，虽然没有取得实质结果，但这件事说明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仍被视为能够沟通旧关系的人物。 章士钊晚年的主要心愿，是完成柳宗元研究。他从青年时期便喜爱柳宗元文章，积累多年，终于写成《柳文指要》。1965年，他把书稿送给毛泽东审阅。毛泽东看后改动了个别地方，并表示可以出版。 有人提出，书稿没有体现所谓“无产阶级观点”。毛泽东没有简单接受这种意见，而是让对方重新阅读，并指出，像章士钊这样世界观已经形成的老学者，不必强求其著作作表面改变，同时也要准备接受历史学者的专业意见。 1972年，周恩来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时，曾选《柳文指要》作为赠送的礼物。这部书后来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。对章士钊而言，出版并非一件普通的学术事务，而是几十年心愿终于落地。 1973年，章士钊赴香港联络旧友，继续为国共关系和国家统一奔走。因年事已高，身体逐渐难以支撑。同年7月1日，他在香港去世，遗体后来运回北京，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。 特别